16-17 世纪西方出版业的审查制度

以下是我对 《从莎草纸到互联网:社交媒体2000年》 一书的部分摘录,主要是 16-17 世纪英美两国的图书审查制度。在如下摘录中我觉得这句总结是很到位的:

今天,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在网上发表东西,或阅读各种各样互相冲突、未经过滤的意见,对此我们习以为常,认为是天经地义。这个自由植根于近400年前社交媒体在英国蓬勃发展的那个成果丰硕的10年。

我们熟悉的自由无拘束的舆论环境,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事物,是个来自 17 世纪的产物。这样的自由我们应格外珍惜,毕竟在人类有记录的数千年的历史中,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持续上百年的自由时光。

互联网和图书出版业很像,基本上是如下过程:

  • 由一个想方便干活的人发明, 意外导致了一个时代变革
    • 古登堡发明印刷机
    • 蒂姆·伯纳斯·李 开创万维网
  • 早期没人管,出现了一些社会事件
    • 马丁·路德开始了基督教改革
  • 有了对当前社会的批评
  • 政府开始管制与审查
    • 不断的官民博弈
    • 时松时紧的审查制度
    • 每过一段时间杀鸡儆猴一次
  • 审查制度开始停摆
  • 停止预先审查,但是可以事后起诉

大陆正在这个历史周期的中部,处在审查制度比较繁荣的时期。而且很有可能繁盛很久,大概 50 年左右

太阳底下无新鲜事

从中我们可以读到和今日的互联网审查一样的借口,“网络上有太多不适合给大众看的东西,所以我们先替公民进行审查后再给你们看”。一些组织则与审查制度沆瀣一气,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。而类似的行为从古至今遍地都是,政治层面的要求与商业利益相挂钩,互相依托,互相扶持。

英国的审查

约翰·斯塔布斯的故事表明,在马丁·路德的小册子运动和天主教会初期回应的低效无能后,欧洲的统治者意识到,对攻击当局的印刷品,特别是反响广泛的,必须迅速地予以打击。不过他们觉得,最理想的是不要让事态发展到需要回应的地步。于是他们开始严格控制印刷,希望从根本上杜绝危险的宗教或政治文章的出现

从某种意义上说,管控印刷只是把它与烘烤面包和织布等其他行业同等看待罢了,因为别的行业已经有了十分严格的规定。如伊拉斯谟在1525年所说:“不是谁都能当面包师,但没有规定禁止任何人靠印刷赚钱。”

16世纪期间,整个欧洲对印刷品的内容以及印刷商的控制日趋严格。一般采用出版前发放许可证的办法,要求印刷商先把要出版的东西提交给宗教当局或世俗当局批准,也有要求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两者都批准的。

曾试图规定秘密出版为非法,禁止未经批准的书籍出版,并限制进口别处出版的书籍。印刷商被迫加入行会,以便当局监督,非行会成员自行开动的印刷机则遭到没收并销毁

垄断了出版业的“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”的权力越来越大,负责搜寻煽动性的书籍,捣毁未登记的印刷机。公会辩称:“若人人随心所欲,任意出版,出版将沦为散播异端邪说、叛国言论和挑拨离间的手段,而如果只有明理的人才能出版,即可避免此一恶端。”公会的成员支持严格管控媒体环境,因为它保护他们不受来自没有许可证的印刷商的竞争,使他们得以维持价格居高不下。不过,公会为这种自私的立场辩护说,这样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。

在有争议的书的版本说明中印上假名字、假地址,把没获得出版许可的书也说成是得到许可的。私下的印刷照常进行,有时经常转换地方以不致被发现

这类法律规定很容易被钻空子,但有时又十分严酷,实际执行起来时松时紧,随意性很强,却反而加强了法律的有效性。印刷商永远不能肯定是否会招致麻烦,这是防止他们违规的一种威慑手段,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敢以身试法。

国王神秘莫测的最高法院“星室法庭”(Star Chamber)颁布法令,规定出版的书籍不得包含任何“违背基督教信仰及英国国教的教义和原则的内容,也不得有反对国家或政府,违背自律生活,或良好礼貌,或任何其他需予禁止的性质及题目”。这给了劳德巨大的审查权力。但这项法令标志着审查制度的巅峰时刻。分散的媒体系统很难有效地控制。不久后,出版许可制度即告垮台,英国开始了实现出版自由的历史性实验,这是之前完全意料不到的,而它的后果至今还激荡不已。

在许可制度下,新闻还是允许印刷出版的,只要不触及国内政治和宗教这类敏感的题目。报告奇迹、灾难、谋杀和怪胎的新闻特别受欢迎。

查理正式要求星室法庭禁止所有的新闻报,宣布说即使是外国的新闻也“不适于公众了解和讨论”

今天,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在网上发表东西,或阅读各种各样互相冲突、未经过滤的意见,对此我们习以为常,认为是天经地义。这个自由植根于近400年前社交媒体在英国蓬勃发展的那个成果丰硕的10年。

北美的审查

弗吉尼亚更是干脆禁止印刷,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解禁。1671年,弗吉尼亚的总督威廉·伯克利(William Berkeley)写道:“我感谢上帝,没有自由学校,没有印刷;我希望这状况能维持几百年,因为知识造成不服管教,导致异端邪说,给世界带来邪教教派。印刷则传播邪说以及对最好的政府的诽谤。上帝助我们远离它们。”

坎贝尔决心提供充分的国际新闻,甚至把一期登不下的报道留到下一期登载。结果造成积压的报道越来越多,最终《波士顿新闻信》的国外消息报道几乎滞后一年之久。坎贝尔认为,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系列不间断的历史性报道,而不是最新的消息。他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报道当地的政治新闻不感兴趣。为了不致陷入麻烦,他把《波士顿新闻信》的每一期内容都事先呈报给总督办公室批准。

这些报纸有一个共同之处,就是不愿意冒犯当局,文体平淡乏味,对当地的政治新闻避而不报。1702年到1715年间任马萨诸塞总督的约瑟夫·达德利(Joseph Dudley)非常不得人心,但从波士顿的报纸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。

Comments
Write a Comment